小品隨想：歷史只能「求真」

筆者還記得在大學二年級修讀「中國史學史」的時候，逯耀東老師曾在課堂上說過一句話，至今仍深深印在腦海裡。他說：「歷史，是沒法找到絕對的真，歷史學家只能『求真』……因為，史料就如秋天的落葉，永遠掃不完的。」

這個比喻，真是貼切極了。

✨ 史料如落葉

歷史的研究，永遠面對一個困境：史料不可能窮盡。新材料的出現，往往讓舊有的解釋有了補充的空間，甚至可能被完全推翻。既然如此，我們便沒有可能把往事完整復原，只能在有限的材料中不斷逼近真實。

🌱 例子：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過去我們讀《史記》，總覺得秦始皇大肆焚書、坑殺儒生，是一場文化浩劫。但近年出土的秦簡卻顯示，焚書主要針對「非秦史書」與私藏典籍，坑殺的也多是欺騙皇帝的方士，而非大批儒生。這一發現，讓我們重新思考「焚書坑儒」的真相——原來歷史並非鐵板一塊，所謂的「定論」也會因新材料的出土而被修訂，甚至徹底翻轉。

🍃 隨想的結語

逯老師的比喻提醒筆者：歷史沒有絕對的真，只有不斷「求真」的過程。時下我們所謂的「歷史定論」，其實只是暫時的理解；一旦有新的材料出現，舊有的看法便可能需要修正，甚至被完全推翻。這正是史學的魅力所在——它永遠未完待續，就像秋天的落葉，掃不完，也因此永遠值得我們再一次走進林間，拾起新的葉片，拼湊出更接近真實的風景。

變則通：從康有為到光緒的維新故事

🏯 背景

清朝末年，列強入侵，國勢日益衰落。甲午戰爭的失敗更使人心震動，知識分子紛紛呼籲改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效法西方，推行新政，以挽救危局。光緒皇帝年輕有為，對慈禧太后的專權十分不滿，對朝廷的腐敗更是憂心忡忡。當他讀到康有為的上書後，心中燃起一線希望，認為變法既能加強皇權，又能鞏固清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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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為的辯才

光緒皇帝原欲召見康有為，但遭恭親王奕訢反對，認為四品以下的官員不得直接接受皇帝召見，只能由大臣傳話。於是，康有為被召至總理衙門，由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位大臣聽取他的意見。

在場的大臣多持保守態度。李鴻章強調祖宗之法不可更改，康有為則反駁，若祖宗之法真能保國安民，為何疆土卻一再被洋人割去？榮祿堅稱祖宗之法千真萬確，康有為則以北洋新軍採用洋槍洋炮為例，指出這本身就是突破祖宗之法的行為。另一位大臣質疑立憲與議會會削弱皇權，康有為則認為，若能設立議會，皇帝便能直接聽取民意，避免被貪官欺瞞，反而更能贏得百姓愛戴。

康有為的言辭義正辭嚴，使諸臣多半啞口無言。只有戶部尚書翁同龢在旁暗暗讚佩，認為這位年輕人確有大才，值得重用。他隨即向光緒皇帝匯報，並力主推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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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緒皇帝的決心

這場辯論令光緒皇帝更加堅定改革的信念。他深知若不變法，清朝必將走向滅亡。於是，他下定決心，任用康有為等人，展開了史稱「戊戌變法」的維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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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經的智慧

《易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正是維新變法的精神所在。當國家陷入困境，唯有勇於變革，才能打開新的生路。歷史告訴我們，固守不變只會導致衰敗，而順應時勢、敢於創新，才是延續與振興的根本。

變幻才是永恆的道理。天地運行不息，四時交替不止，社會亦如是。光緒皇帝的決心，康有為的辯才，正是對這一古老智慧的呼應：在困局中尋求變化，在變化中開創新路。

一部史書，兩種光輝：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早前筆者到中學代課，與中六同學談起司馬遷與他的傳世之作《史記》。這部被魯迅盛讚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經典，不僅是中國史學的高峰，也是一部充滿情感與思想的文學巨著。然而，在歷史上，它卻曾被某些人扣上「謗書」的帽子。這背後，藏著司馬遷堅守「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也映照出中國古代史學最可貴的風骨。

📜 一、史家之絕唱：開創範式的史學豐碑

「史家之絕唱」的評價，來自《史記》在史學上的兩大突破。

首先，它首創「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體並舉的紀傳體通史體例，打破了以往編年體、國別體的單一敘事方式。這種結構既能宏觀展現歷史的脈絡，又能細緻描繪人物與制度，讓讀者在大歷史中看見人的命運與選擇。後來的「二十四史」皆沿用此體例，可見其深遠影響。

其次，《史記》堅守實錄原則，秉持「不虛美、不隱惡」的態度，即使面對皇權，也不避諱書寫帝王的過失與爭議。這份直筆精神，不僅展現了史家的良知與勇氣，也為後世史學立下了客觀公正的道德標杆。

✒️ 二、無韻之離騷：飽含深情的文學傑作

「無韻之離騷」的讚譽，則道出了《史記》的文學魅力。

如同《離騷》中屈原傾訴忠誠與悲憤，司馬遷也將個人的屈辱與理想融入筆墨。他筆下的項羽，烏江自刎，悲壯中透出對英雄末路的惋惜；他記述屈原流放江湖的孤高，寄寓著對堅守正道的敬仰。

《史記》的敘事極具張力與畫面感——「鴻門宴」的劍拔弩張、「荊軻刺秦」的慷慨悲歌，寥寥數語，便讓場景與人物栩栩如生。它雖無詩歌的韻律，卻以精煉傳神的語言、立體鮮活的人物，展現出不輸文學經典的感染力。

🌟 結語：一部書，兩種光輝

當我們翻開《史記》，讀到的不只是楚漢爭霸的硝煙、英雄豪傑的傳奇，更是一位史學家在苦難中堅守信念的赤誠。他以筆為劍，既記錄歷史，也書寫自己。這份史學與文學的完美交融，正是司馬遷留給後世最珍貴的精神遺產。

多維觀史：中國古代三種記史體例中的先賢智慧

日前，筆者應邀赴某中學代課，為中六學生重溫司馬遷與《史記》。課堂中談及太史公首創以「紀傳體」記錄歷史的體例，筆者遂順勢補充了中國古代另兩種主要的史書編纂方式——「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此三種體例分別以時間、人物與事件為核心線索，表面上各有所側重，實則相輔相成，共同構築出中國古代史學立體而縝密的敘事架構，盡顯先賢觀史與述史的深邃智慧。

📅編年體：以時為綱，理清歷史脈絡

編年體以時間為經緯，為歷史事件設下清晰的時序坐標，使散落的史實得以有序排列，便於觀察同一時期內各事件之間的關聯，從而洞見歷史演進的整體趨勢。自《春秋》之簡約編年，到《資治通鑑》之詳實紀錄，時間軸如同一條貫穿古今的絲線，將紛繁史事串聯成章，使後人得以循時序之跡，洞察事件的因果承接與時代格局的變遷，體現出先賢「以時為綱」的理性智慧。

👤紀傳體：以人為本，描摹歷史風骨

紀傳體則以人物為核心，突破時間線的限制，透過不同階層人物的言行事跡，勾勒出歷史的血肉與風骨，彰顯出先賢「以人為本」的史學關懷。司馬遷《史記》首開紀傳體之先河，本紀記帝王、世家述諸侯、列傳載臣子與名士，輔以表、書梳理制度與脈絡，將宏大的歷史敘事落實於具體人物之中，使冰冷的史實蘊含溫度與情感，讓歷史不僅可讀，更可感。

📜紀事本末體：以事為核，還原歷史全貌

紀事本末體則以事件為單元，將繁複的歷史過程拆解為獨立而完整的事件模組，有效克服編年體「一事分散」、紀傳體「一事互見」之弊。此體例強調事件的起承轉合，便於後人清晰追溯歷史發展的脈絡，體現出先賢「以事為核」的實用智慧。《通鑑紀事本末》即為代表之作，其選取歷史關鍵事件立篇，每篇詳述事件之起因、經過與結果，使讀者得以迅速掌握事件全貌，補足前兩種體例在事件整體呈現上的不足。

🔍三體互補：構築立體史學視野

三種記史體例雖各有側重，然實則互為補足，共同搭建起一個多維、完整的歷史敘事體系。編年體提供時序框架，紀傳體展現人物風采，紀事本末體則還原事件全貌。三者交織互映，使後人既能俯瞰歷史長河之宏觀走向，亦能細品其中人物的情懷與事件的細節。中國古代史學之深厚底蘊，正蘊藏於此三體並舉、互補共生之中，啟迪後人以多元視角讀史明理，鑑往知來。

從晚清改革看歷史發展的延綿性

上星期，筆者參與了一場初中中史課程詮釋研討會，旨在探討如何在教學中更有效地詮釋歷史事件，使學生能夠理解歷史的因果關係與發展脈絡。在研討會上，講者分享了晚清改革的三個重要階段——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及晚清新政，並強調三者之間的循序漸進關係。講者指出，歷史事件並非孤立發生，而是有跡可尋，展現出歷史學家錢穆所提到的「延綿性」。透過這些討論，筆者對晚清改革的發展脈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促使筆者進一步思考歷史的連續性與因果關係。

l   洋務運動：技術與軍事的現代化

19世紀中期，清朝面臨列強侵略的壓力，為了增強國力，開展了洋務運動。此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中體西用」，即在保留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學習西方的技術和軍事知識，以增強國家的防禦能力。因此，清廷建立了現代化軍隊、設立工業企業、發展鐵路和電報等，試圖提升國力。然而，洋務運動偏重技術層面，而未觸及政治制度改革，因此無法徹底改變國家命運。

l   維新運動：制度改革的嘗試

甲午戰爭的失敗讓清廷認識到，僅靠技術引進不足以挽救國家，於是嘗試在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掀起維新運動。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主張刪減多餘的政府機構、裁減冗員、改革科舉制度等，目的是讓國家機構更高效運作。然而，改革觸動了保守派的利益，導致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使維新運動夭折，清廷的改革再次受阻。

l   晚清新政：立憲的嘗試

日俄戰爭後，日本戰勝俄國，使得「立憲戰勝專制」的觀念廣為流傳。清廷意識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遂推行晚清新政，並開始籌備「預備立憲」。在此期間，清廷試圖建立憲政體制，包括設立咨議局、改革地方行政管理等。然而，由於改革步伐過於緩慢，無法真正滿足人民的需求，加上革命黨人的活動日益激烈，最終清政府被推翻，結束了滿清統治。

l   啟示：改革的延綿性與歷史脈絡

從洋務運動到維新運動，再到晚清新政，清朝的改革展現出循序漸進的特性。最初從技術層面著手，逐步延伸至政治體制改革，並最終向立憲體制過渡。然而，每次改革都面臨來自內部勢力的阻力，導致改革未能徹底完成。正如錢穆所言，歷史發展具有「延綿性」，即每個事件皆與前因後果緊密相連，並非突然而生，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這樣的歷史進程也提醒我們，社會變革往往需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並非一蹴而就。清朝的改革歷程正是這種漸進變化的典型例子，也為後來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

總括而言，晩清改革的歷史事件，只是資料與載體；而事件之間的發展進程與因果關係，才是我們須要謹記的事情發展的通則與規律。這也是我們學習這段歷史的意義所在。

歷史其實很有趣:從「絡腮鬍子與戰爭」想到鴉片戰爭的問題

開始時，讓筆者跟大家說一個有趣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

l   「絡腮鬍子與戰爭」

公元1152年，法國發生了一場戰爭。

戰爭的原因是法蘭西國王路易七世的絡腮鬍子。

他與公爵的女兒埃莉諾結婚時，得到法國南部兩個省的陪嫁。後來路易七世剃掉了絡腮鬍子，他妻子埃莉諾對此極為不滿，覺得他沒有了鬍子很難看，一氣之下離婚，改嫁給英國國王亨利二世，並要求將其兩個省的陪嫁還給她的新夫。

路易七世不肯，亨利二世於是發動戰爭，奪取陪嫁。這場戰爭斷斷續續地延續了301年，到1453年魯昂戰役結束後才宣佈和解。

 

對於這場戰爭的爆發，你會有何看法？

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因為路易七世剃掉了絡腮鬍子，令到妻子埃莉諾的不滿。

不過，有些喜歡作深入研究的人，則會說這只不過屬「表面的」原因，應該還有更加深刻的「深層的」的原因，例如：英、法兩國早有矛盾與積怨，而這次路易七世的剃鬚只是「導火線」吧了。

大家試想：假如沒有這個絡腮鬍子的問題，也會必然以另一種藉口，引發兩國爆發戰爭。

對於這些看似「很深入」的分析，筆者向來也不太認同。

為甚麼？

誠然，這些「深層的」的原因，看似很有道理，好像把問題想得很周到，很有層次。

不過，這些所謂的原因，真的可以圓滿地解釋問題嗎？

恐怕未必。

 

l   鴉片戰爭的成因

現在，筆者就以鴉片戰爭為題，和各位進行一場思辨之旅。

在教科書裡，總是把1839-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分析得很有層次，甚麼遠因、近因、導火線，驟眼看去，相當得體、嚴謹。

l   造因：中、西方在外交觀點上的不同；

l   近因：中、英貿易的不平衡（包括鴉片貿易）；

l   導火線：林則徐禁煙。

也許是筆者的學識淺陋，未懂得深層次的思考。

筆者一向認為，在鴉片戰爭一事上，有很多的所謂多角度的解釋，雖然也是導致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但絕對不容誇大其作用，亦並非關鍵所在。甚至，在某程度上，是經不起考驗的。

那些以中、西方在外交觀點上有分歧作為「遠因」的看法，根本不能觸及問題的核心。

打從英國人和國進行貿易的第一天開始，中國就是這個「天朝大國」（他們所謂的「傲慢」）的樣子。

如果，說這是導致兩國戰爭的原因，為何不在兩國貿易之初便爆發？

若是中國「天朝大國」的架子真的那樣令人受不了，為何英國還苦忍多時？反而要到多年後才受不了？

由此可見，這個所謂的「遠因」，是經不起推敲的。

另外，在中、英貿易不平衡的角度上，有些史家（以西方為主）會認為是中國對外貿易諸多限制，沒有平等的貿易機會才導致的。

反駁這說法的思路，基本上與上述的一樣，不用再詳述。

還有，一些史家又提出了所謂的「X戰爭論理」，就是中、英兩國的貿易出現嚴重逆差問題，所以不論英國向中國輸入甚麼貨品，到最後都只可能以戰爭來解決問題。

這個說法，其實只是旨在淡化鴉片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或英方在道德層面上的責任問題）。

試問，若英國真的向中國輸入其他貨品（X），戰爭都是無可避免嗎？

不會啊。

若這些商品是蘋果、橙和香蕉（隨便的舉例），中國會下令嚴禁嗎？

不會啊。

還有，鴉片向來都是以走私方式輸入的，根本上不算是甚麼「貿易」。

若是正常的貿易，中國需要禁絕嗎？

不會啊。

由此可見，上述的兩個所謂的「深層的」理由，根本未能觸及問題的關鍵。

英國人為了扭轉與中國貿易的逆差問題，於是向中國走私大量的鴉片。

由於鴉片是毒品，服用後會使人上癮，於是只會越買越多；中國的白銀才會大量地流向英國，改變貿易逆差的問題。

因此，在這裡，只有鴉片這種獨有的特性（毒品，令人服用後上癮，不能不繼續服用），才足以在兩國貿易上起關鍵的作用。

因此，「X戰爭論理」根本站不住腳。

另外，因為鴉片是毒品，讓人服用後，健康受損，使中國在社會、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均出現嚴重的問題，才導致林則徐為首的嚴禁派的出現。

試想：若英國向中國輸入其他貨品，中國有需要「嚴禁」嗎？

顯然易見，在1839-1842年的中、英戰爭裡，鴉片是起著無可取代的關鍵作用。

這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解釋。

 

l   「奧卡姆的剃刀」

英國史學家E. H. 卡爾(Edward H. Carr)曾說過：「研究歷史就是研究原因」。

民初學人梁啟超也說過：「說明事實之原因，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的。」

無疑，歷史事件可以有很多原因促成。

然而，在眾多的原因裡，只有一個才是最根本、最關鍵的，最令人信服的。

為了進一步闡述這個問題，筆者列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某天，你患上感冒。

媽媽會擔心地說：「因為你昨天穿得少了，而且又淋了雨，所以才會生病啊……」

老師會以教訓的口吻說：「因為你平常輕視上體育課，不愛做運動，因而體質不好，所以才會容易患上感冒。所以，你以後要……」

儘管你的老師的分析很深刻（從背景上的深層分析），但恐怕你還是會更相信你媽媽的埋怨（問題最直接的成因）多一點，或許這個說法過於簡單，亦不夠「深入」。

西方哲學史上，有一條叫作「奧卡姆的剃刀」的有趣定理。

奧卡姆提出了著名的「思維節儉原則」，即「如無必要，勿增實體」。

把這條原則運用到對各種事物進行解釋時，我們的確有必要對種種抽象的、看起來是很深刻的說法進行細緻的分析，看看是否真的有運用它們的必要。

這把「奧卡姆的剃刀」，用在分析鴉片戰爭一事上，似乎也是十分適用的。

在教科書上，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大家不妨把它們找出來，然後利用「奧卡姆的剃刀」逐一分析，看看有哪些原因是多餘的？

「奧卡姆的剃刀」理論認為：「越簡單往往越接近真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康有為

早前，筆者看了一本書，裡面提到康有為一些「另類」材料，與我們在教科書「戊戌維新」裡認識的他，有著天壤之別。於是筆者上網查找了一些資料，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從而對康有為這個人有更「立體」的認識。

 

l   領導「公車上書」另有其人：

一八九五年，康有為赴京參加乙未科會試，上年甲午之戰清敗於日，正值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之際，京城有上千名考生（孝廉）「公車上書」，要求光緒帝政治改革。康有為亦組織了八十名廣東會館考生準備另外上書，不過，此刻康有為接考官通知，高中「進士」，上書行動便不了了之。近年學者指出，康有為並非當時「公車上書」的領導者，歷史真相在他的《我史》中被偷走了。歷史學者姜鳴曾驚歎說：「『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有關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學者茅海建的《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9年。）

 

l   中、日、美、英四國「合邦」論：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曾與日本人聯繫，不但借鑑明治維新經驗，還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戊戌變法之始，康有為接受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康有為的合邦計劃，有很具體的描述：「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康有為代宋伯魯作）現代學者認為，這次改革運動，由「救國」變成「賣國」，是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捉拿康有為一眾維新黨人，以及軟禁光緒帝的關鍵原因之一。

 

l   出賣國土

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何來時，康有為回答說：「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然而，康有為其實並不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是怎麼一回事。在他呈上給光緒帝的《日本變政考》裡，曾舉了，庫頁島（日本人稱為樺太島）劃俄，以及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以證明其出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然而康有為在書中所提到的這兩件情，與事實並不相符，有扭曲史實之嫌。所以梁啟超亦批評康有為說：「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撇開康有為「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一事不論，單就「把西藏賣給英國」此一「賣國」之舉，已足以令慈禧太后必須終止這場變法不可了。 

 

l   其他…

另外，亦有不少資料提到，當日康有為曾幕後策劃「圍園捕后」，以及派譚嗣同到法華寺去遊說袁世凱「起兵勤王」（誅榮祿、殺慈禧）。不過，由於這段歷史「劇情曲折」（真有如電影情節一般）和真偽混雜的資料，一時間也難以說清，故在此暫且不議。儘管如此，但無可否認，康有為也是這兩件事情的關鍵人物之一，對日後慈禧太后採取激烈的手段來鎮壓維新運動，未必無關。

 

以前，我們在教科書裡，提到維新運動的失敗，一方面會提到維新派的種種不足，例如：推行太急、變動太多、皇帝無權，以及維新派經驗不足等；而另一方面，當然會強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因為不滿變法而發動「戊戌政變」，把僅推行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摧毀，捕殺維新黨人。新政的失敗，似乎都是慈禧太后等人一手造成。

不過，當我們深入一點，用放大鏡來再重新仔細觀察這一段歷史時，我們會否對這個「歷史定論」有另一番的體會？

 

康有為在歷史上太富爭議性，就算這一幀與光緒帝的合照，也引起作偽之嫌。（右起：康有為、光緒帝、梁啟超） 

從剪報〈偵探與判官〉談起

筆者早在多年前，已養成了剪存報章資料的習慣，若遇上有價值的、適合教學的，也會把它們整理，或者輸入電腦，變成文字檔案。

近日，筆者偶然在電腦文件夾上重溫資料時，發現一篇有用的「剪報」。

一看日期，原來已是22年前的事了。

這是一篇有關研究歷史的人，應否對歷史人物或事件加以價值判斷的討論，作者是博學多才的文化人岑逸飛。

現把文章內容全篇抄錄如下：

 

l   岑逸飛〈偵探與判官〉。《明報》。1999年6月13日

         在「伯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者負責講評的，是台灣輔仁大學劉季倫教授的一篇論文：《柏楊的歷史法庭》。這論文開宗明義就指出，「史學」有「史學的行規」。劉教授引述了英國史家Herber Butterfield的勸告，謂「願史家寧為聰明之『偵探』(detecive)，莫作傲慢之『判官』(judge)。蓋偵探但求事實，不問是非，而判官則難能不善善而惡惡矣。」

 

        然後劉教授筆鋒一轉，突出了柏楊史論的特點，就是完全不理會現代史學中的「行規」。他說：「對於柏楊而言，史學有一個更重要、也更切身、更切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目的，是『試圖從歷史著手，去了解這一代苦難的根源。』」

 

        在所謂「行規」和「歷史判官」之爭的矛盾中，劉教授認為，理解柏楊，不能以「行規」當作判準，而必須把柏楊置放在中國傳統史學的脈絡，才不至於誤解柏楊的意思，才能理解柏楊史論的歷史意義。

 

        其實所謂現代史學的「行規」，在西方史學界，不是所有史家都予認同。而做史家而成為「歷史判官」，也不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專利。西方也有史家願做「歷史判官」的。

 

    做史家如只做「偵探」而不做「判官」，很容易淪為「資料搜集員」，也就是於一九四三年近世的英國史家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所譏笑的「剪刀---漿糊歷史學」(“scissors-paste”method in history)。

 

        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指出史學研究的對象不是事件，而是歷程。

事件有始有終，歷程無始無終，只有轉化。其論點是「活著的過去」，界定了歷史的意義，在於過去的歷史，到今天依然存在，沒有死去。

這無非是中國傳統所謂「以史為鑑」的另類表達。

若要從歷史汲取教訓，就需要有個判官跑出來，指出何者為「是」，何者為「非」。柯林伍德說，要讓過去復活，那麼只有「判官」才能做到；偵探頂多只能令過去複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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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岑逸飛的觀點，筆者十分認同。

我們研究歷史的，就是希望從過去的人和事裡，汲取經驗和教訓。

若我們只是做一位「歷史金田一」（即「歷史偵探」），只把事程的前因後果找出便算數，那麼便完完全全失去歷史的真諦了。

古訓有言：「鑑古知今」。

若沒有了對人或事的批判，那又何來參考的可能呢？

「一家之言」（太史公語），才是歷史學最精彩的部分，而「一家之言」就是要對歷史人物或事作作出價值的判斷，做一個「歷史判官」。

若歷史只是記述過去的載體，則記錄一次便可以，又何需後人不斷的探索呢？

大家同意嗎？

岑逸飛〈偵探與判官〉。《明報》。1999年6月13日。

真真假假：北宋真的曾推行過「重文輕武」的國策嗎？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早前筆者很努力地追看一本厚厚的書，名叫《歷史思考大未來：勾勒歷史教學的藍圖》（簡稱《歷史思考大未來》）作者是美或著名心理學家溫伯格（Sam Wineburg）。

在書中，作者談了不少關於構成歷史的因素，亦說到原因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影視作品，而「實際的歷史片段夾雜在虛構事件的視覺動態中」。（P.366）

因此，電影、小說等對人們對歷史的理解與認知，便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勢將令人對歷史事件的「真實性」的認知，加添了重重的圍幕，越難尋找到真相。有時，這些電影，甚至可以把歷史「重新塑造」，令人對過去（歷史）的認識，產生了偏差。（P.369）

為了探討上述的問題，作者便以當時美國人對越戰的看法，作出了嚴謹而深入的研究。

透過專業的研究，作者發現一個令人並不感到意外，但又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實，就是：人對歷史的理解是受他的過去對此事的認知所影響；有時，這些認知，甚至會使人曲解某些歷史事實，而遷就他們的固有認知。（P.380）

對於這種現象，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不會陌生：同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來說明，就會有不同的版本。

不過，大家有沒有想過：

原來，在歷史書上寫得清清楚楚，而且被引經據典地論證的歷史事件，其實在歷史上，可能根本沒有發生過的呢？

有！

它就是北宋的「重文輕武」的政策。

近日，筆者在中四級教授「北宋中央集權」時，便和學生提起這個話題。

現在，基本上所有初中、高中的中史教科書，甚至不少大專參考書，都會提到北宋初年，因為要防範軍人的專權，以及杜絕「黃袍加身」之事再次重演，於是趙匡胤在稱帝後，便實行了「強榦弱枝」和「重文輕武」兩項政策，以此來鞏固統治。

可是，假若我們真的可以穿梭時空，重返北宋的事發現場，我們就會發現，當時根本是沒有「重文輕武」的「國策」。

根據學者的研究發現，最早提出北宋有「重文輕武」的，是於明代的小說《二刻拍案驚奇》。

到了清代，「重文輕武」一詞所描述的對象開始出現變化。

就研究所見，清人以全祖望首開宋代「重文輕武」之 說。

這種說法自清中葉後逐漸盛行，薛福成、張之洞等人，都在奏議或著述中以此四字描述宋代，彷彿已成為當時的通說。

據西方學者Peter Lorge 的研究，他認為最早以此四字形容宋代的學術著作，當為著名中外交通史專家方豪所著的《宋史》。

之後，再經過其他史家，如錢穆（《國史大綱》）及傅樂成（《中國通史》）的進一步發揮，宋代「重文輕武」的內涵，逐漸明確而具體。

加上，這個「說法」是由名史學家提出，在後來的中學教科書中不斷被轉引，遂成為今日的「定論」——北宋曾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

對於這個「結論」，相信大家一定感到很驚奇吧！

原來，一直以來被史家言之鑿鑿地提及，我們確信不疑的「重文輕武」，原來根本不曾在北宋的時空裡，實實在在地存在過，它只不過是由後人「層累地造成」吧了。（史學家顧頡剛，曾提出過一個很精彩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理論，有機會再分享。）

既然如此，我們還有甚麼「歷史」是可以相信的呢？

這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啊！

有關上文提到的北宋「重文輕武」的資料，參考自：

宋彥陞：《關於宋代「重文輕武說」的幾點反思》，載《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2013年6月。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原來在歷史上北宋未曾出現過「重文輕武」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