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而立之年的顧頡剛在胡適主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提出了「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著名命題。
這一命題包含了三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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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古史記載中，「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有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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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中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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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東周的東周史，也玉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使不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顧頡剛在答覆詰難者時又提出，為推翻古代不可信的歷史，必須打破四個傳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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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破中國古代民族原來只有一個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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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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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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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顧頡剛提出的「層累說」，把歷代相傳的三皇五帝系統一下子給推翻了，使很多人不再盲目相信前人關於古史的各種記載了，顧頡剛也因此成為給了兩千年的舊的中國史學傳統以毀滅性打擊的歷史學家。
1926年，顧頡剛把由於「層累說」提出而引發的古史大論戰中雙方所有的論文，匯編成《古史辨》第一冊。
在書首，赫然引錄了法國雕塑家羅丹的一句話：
「要深徹猛然的真實。你自己想得到的話，永遠不要躊躇著不說，即使你覺得違抗了世人公認的思想的時候。」
為何顧頡剬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否他首創？
非也。
其實，在民國初年，已經有不少學都懷疑文獻所記載的遠古偉大聖王，像是三皇、五帝的事蹟，不相信三皇五帝是歷史的事實。
但是，他們必須要說明這樣的傳說是悉樣出現的，只有清楚交待了這些傳說是後來的人編造出來的，這些傳說才被證明不是歷史事實。
這方面表現最出色的學都是顧頡剛，他提出一個理論，認為古代的聖王是後人逐漸添加上去的，時代越晚，所添加的聖王就越早而且越偉大。
例如西周的記載中只見到禹，舜的記載出現於春秋，比禹要晚，記載黃帝、神農名字的典籍，出現就更晚了。
而禹呢，最早的記載是一個開天闢地的神，後來的記載，就成為一個從事於治水以及耕稼的人間君王，所以，禹是神，後來添加上去的當然不可能是人，這麼說來，黃帝、堯、舜也就不再是可信的歷史了。
顧頡剛的這套對傳說的解釋就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這套理論最主要的看法有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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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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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請注意，顧頡剛的理論要點是，時代愈晚，傳說的古代史就更早，人物就更偉大。
何以如此呢？
他雖然沒有明白說出，意思卻很清楚，那是後人添加上去的，是後人假造的。這就是顧頡剛理論的大概情形。
雖然，顧頡剬的說法很有創意，令人取目一新，可是顧頡剛的理論是錯的。
為甚麼？
顧頡剛的錯，是方法上的錯。
我們研究歷史，都是從古代記載上找材料，看到有怎樣的記載，就說那個時代有那些事。
顧頡剛不是這樣做，他剛好相反，說古代某一典籍中沒有記載某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都不知道某人，這種資料中沒有就表示不存在的方法，有一個名詞叫「默證」。
「默證」的運用有一定的限制的。
其中有一項是，典籍必須對某類的事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記載，才能使用。
舉例來說，某部典籍是專門記載古代聖王的，其中沒有記載某位聖王的事，當然就表示那個時代人們的知識裏沒有這位某聖王。
顧頡剛說，《詩經》中沒有堯、舜，就是西周的人不知道有堯、舜，堯、舜見於《論語》，所以堯、舜是春秋出現的。
問題在於，《詩經》是一部記載當時人們歷史觀念的書嗎？
《詩經》有記載唐堯虞舜事蹟的必要嗎？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顧頡剛運用默證的方法，卻又沒有遵守默證的運用原則。
所以，張蔭麟就出顧頡剛的根本方法就是錯的。
方法嚴重錯誤，推證出來的結論當然難以成立。
儘管顧頡剛的方法有問題，但他所提出的那個「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卻有一石激起千重浪之勢，令史學界出現一陣疑古的熱潮，讓古代史的研究有更蓬勃的發展。
在這方面來說，顧頡剛的功勞是不可以被抹殺的。
曾在中國古代史研究掀起一陣疑古熱朝的顧頡剛和他的《古史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