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材料：樊樹志《國史十六講》精華

去年，筆者閱讀了國內史家樊樹志教授的《國史十六講》，把當中一些重點內容摘錄下來，作日後教學之用。早前，筆者看完台灣張元教授的網誌，他提到中學生也可以閱讀一些適合的課外材料，來增加對國史學習的興趣，筆者十分認同他的說法。故此，現在把摘錄的精華和各位喜愛中史的老師和同學分享，希望對大家的備課和學習有幫助。

第四講：中華帝國的初建

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

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向有所誤解。誤解之一是，以為這一個策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誤解之二是，既然是「罷黜百家」，就以為從此禁絕了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其實不然。近年來中外學者對此作了澄清，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僅僅採用董仲舒一個人的建議；漢武帝也沒有禁絕儒家以外的學說，其本意是確立儒家在官學中的「獨尊」地位，不許其他學派分沾。這些學派依然可以在民間自由流傳，並沒有禁絕。

劉桂生的論文《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其成因》，對此作了深入的檢討，他指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少並非僅僅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董仲舒要「罷黜」的不過是那些新來對策的專治雜學的人，並非禁絕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於確立儒家在官學與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許其他學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諸子百家在社會上流傳；讀書人若要研究，盡可自便，只是不能用來獵取功名富貴。如此而已。但是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梁啟超、章太炎、鄧實、劉師培等著名學者，共同認定漢武帝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學術文化上的專制獨裁，是造成中國文化學術落後的禍根罪源，也是導致中華民族瀕於滅亡的重要原因。由此形成定見與成說。此後的胡適、馮友蘭、翦伯贊、侯外廬、郭沫若等著名學者，都沿用此說。劉桂生列舉大量歷史事實證明，這種定見與成說是一種誤解。(P.72)

第六講：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的時代

「衣冠士族，並在中原」

孝文市的全面漢化政策，使胡族政權不但在政治上而在文化上被中原文明所同化，正如《魏書》所說：「禮儀之敘，粲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原先胡人與漢人的差別，逐漸轉化為士人與庶人的差別。

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在他的論著中指出，力求突破種族血緣的阻礙，建立一個更具有公共性的國家，是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的目的及意義所在。從這種宏觀視野考察漢化政策的觀點，不僅獨具隻眼，而且富有理論穿透力。(P.104)

侯景之亂使門閥政治受到致命一擊，從敗象叢生中迅速走向衰微。史籍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明經求第，則偏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P.108)

第六講:隋：統一帝國的再建

隋文帝楊堅有著漢族與鮮卑族的混合血統，在他身上兼具漢人胡化、胡人漢化的雙重色彩，這種漢人與胡人兼容的身份，使他建立的隋帝國具有與先前的漢帝國截然不同的特徵。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在《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指出，胡族與漢族人民否定門閥主義身份秩序，追求平等自由身份的努力在東魏、北齊政權下沒有成功，但在西魏、北周那裡卻得到了實現。繼承北周政權的隋唐是一個保障胡漢民族融合和自由的公共性國家。(P.109)

第七講：唐：充滿活力的世界性帝國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劍橋插圖中國史》第五章的標題是「世界性的大帝國：581年至907年的隋唐」，其引言寫道：「隋朝(581-618年)於6世紀末統一了中國，但卻很短命；其後的唐朝(618-907)則將中國擴展成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性帝國。國家的統一、南北大運河的開通、兩座宏偉京城的修建和國內貿易的擴大，均刺激了經濟發展。唐朝京城長安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巿，有居民百萬，吸引著來自亞洲各地的商賈、留學生和朝拜者……唐朝的中國人眼界格外開闊，對其他文化廣採博收，音樂和藝術尤其受到異國影響，來自中國本土之外的學說與儀式繼續豐富著佛教。」(P.115)

貞觀之治

內藤湖南在《中國近世史》中談到唐朝三省制度時說：「中書省為天子的秘書官，司掌起草迢書敕令、批答臣下的奏章。這些詔書的頒發或敕令的下行，要取得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反駁的權力，若中書省起草的文稿有不當之處，門下省可以批駁，甚至將其封還。因此，中書省和門下省須在政事堂上達成協議才成。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議的執行機關。……當然，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中的要員，皆係貴族出身，而貴族並不完全服從皇帝的命令。因而天子對臣下的奏章批示時，所用的文字，都很友好溫和，決不用命令的口吻。」(P.118)

錢穆在《國史新論》中縱論漢唐宰相制度的差異時也有類似的議論：「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須用皇帝詔書名義頒佈者，事先由政事堂開會議決，送進皇宮畫一敕字，然後由政事堂蓋印中書門下之章發下。沒有政事堂蓋印，即算不得詔書，在法律上沒有合法地位。……在唐代，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省)審核裁定，送經皇帝畫敕後，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複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不能獨裁。」(P.118)

長安：唐帝國的中心與象徵

費正清和賴肖爾的《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指出：長安城是高度集權的唐帝國的中心和象徵。作為橫跨中亞陸上商路的東端終點，以及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都城，長安城內擠滿了來自亞洲各地的人。長安的整個規劃和結構表現出唐朝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城巿的規模和壯麗體現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財富。七世紀的中國雄踞於當時的天下，超過了漢朝，與地中海世界並駕齊驅。唐朝作為當時最大帝國，受到許多鄰近民族的極力仿效。人類中有如此大比例的人注意中國，不僅把它視為當時首屈一批的軍事強國，而且視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這在唐以前從未有過，以後也不曾再有。(P.126)

羅茲•墨菲在《亞洲史》的第七章「中國的黃金時代」中，關於「盛唐時期的長安」有這樣的描寫：長安是連接中國和中亞及更遙遠國家的貿易路線的東端終點，它統轄著甚至超過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從亞洲各處來的人---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敘利亞人、越南人、朝鮮人、日本人、猶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聶斯脫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著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國際色彩。它可能是到那時為止已經建成的、經過全面規劃的最大城巿，在它那雄偉城牆以內居住著約一百萬人，另有一百萬人住在城牆以外的巿區。皇宮面朝南，有一條500英尺寬的中央大道向南門，這條大道供大多數來訪者和一切正式使節或信差使用。這種佈局是要讓所有來長安的人對帝國的權威和偉大產生難忘的敬畏之情。(P.126)

美國學者謝弗(C. H. Schafer)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說：「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前來唐朝的外國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其中包括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粟特人、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他們帶來了各自的信仰和宗教。」(P.127)

朋黨之爭

政治秩序的喪失，導致官僚隊伍內部的朋黨之爭，即所謂黨爭。此處所謂黨爭，並非近代意義的政黨鬥爭，而是古代意義的朋黨鬥爭。如果僅僅從「黨」字著眼，以為「黨爭」就是政黨鬥爭，便大錯特錯了。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寫到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時，特別指出朋黨之「黨」與政黨之「黨」的差別：

n          (牛黨、李黨)這種派別不論在當時或在後世歷史記載中都被稱為「黨」(Factions)，但決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政黨中的「黨」(Parties)。九世紀唐朝的黨不是基於經濟的、明確綱領和嚴格紀律的集團，它只是政治人物們的鬆散結合體，產生於難以確認的複雜的個人關係網絡。唐代的朋黨不像令天的政黨那樣根據政見的不同來吸收成員，它沒有很強的核心結構；它的成員的屬性也不固定。

n          中國的政治理論通常認為，如果准許在朝廷結成朋黨(朋黨乃是廣泛的政治活動的結果)，那麼，人們所基待的能實現長治久安的道德和社會秩序便要可悲她受到損害。

n          「黨」這個字表示道德敗壞，它對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貶謫。(P.147)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很注意分析統治集團的社會背景，按照他的解說，「牛黨」的權力以通過科舉入仕為基礎，「李黨」則是士族的堡壘。《劍橋中國隋唐史》引用日本學者勵波護的實證研究，指出：兩黨在科舉出身和士族出身的人數上人旗鼓相當的。近來有的學者根據對兩黨成員郡望分佈的統計分析，指出「李黨」成員主要是山東士族，「牛黨」成員主要是關隴士族，因此他們之間的「黨爭」，並非士族與庶族之爭，而是士族內部的鬥爭。(P.148)

第十四講：面向海洋的時代

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所說：「在十五世紀葡萄牙般海家發明之前，這些中國船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所到之地的統治者都對之肅然起敬。如果堅持下去的話，中國人的力量能夠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國』。他們本應在葡萄牙人之前就佔有霍爾木葯海峽，並經過好望角；他們本應在西班牙人之前就發現並征服美洲的。」(P.261)

鄭和的「寶船」，最大的長44.4丈(138米)，寬18丈(56米)，儼然海上的巨無霸。美國學者李露曄( Louise Levathes)關於鄭和的專著《當中國稱霸海上》說：一艘44丈的船舶，有448.8-493.5英尺長，一般寶船長度介於390-408英尺之間，寬度介於160-166英尺之間，「這是直至目前為止1，世界各地所建造過的最大的木造帆船」。有的學者計，最大的寶船，排水量14,000噸，載重量7,000噸，而達•伽馬率領的葡萄牙船隊的四艘三桅帆船，只有85-1000英尺長，其中最大的「聖迦布利爾號」載重量才120噸，簡直是小巫見大巫！(P.262)

拉丁美洲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威廉斯是歷史學家出身，出版了拉丁美洲史專著《從哥倫布到卡斯特羅》，對鄭和下西洋有所研究。他把鄭和下西洋與達•伽馬、哥倫佈等歐洲人的航海探險加以比較，得出結論：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按照航海的實力，發現「新大陸」的不應該是西班牙人，而應該是中國人。

鄭和下西洋之謎

英國學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2002年3月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發表了驚世駭俗的研究結論：鄭和的船隊比哥倫布早在七十二年到達美洲大陸，比麥哲倫是一個世紀實現了環球船行。2002年10月出版了他的專著《1421：中國人發現世界一年》，全面論證鄭和船隊率先發現「新大陸」的觀點。他說，在美洲發現了中國古代的盔甲、墓葬，一些村莊的名字，帶有中文的痕跡。(P.267)

這些話，聽起來似乎有點像天方夜譚。不過，他並非信口開河。孟庸斯雖然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只是一名退役的海軍軍官。讓人敬佩的是，他為了研究鄭和航海的事蹟，到過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九百多個博物館，收集有關資料，書中財錄的幾十幅歷史地圖，以及歷史文物與遺跡照片，就是其中的一部份。這種虔誠的獻身科學的態度，令我們這些以研究中國歷史為終生事業的人們，感到汗顏。(P.267)

當然，孟席斯的推論並非無懈可擊。我們可以抱著寬容的態度---關於鄭和下西洋還有此一說，使得這個枯燥的學術問題增添些許神秘的魅力，又有甚麼不好呢？(P.267)

「海禁」與「倭寇」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專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指出：從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以來，亞洲區域內的貿易在逐步擴大，存在三個貿易圈：一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一個是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貿易圈，兩者之間還有以若干貿易中轉港為中心的亞洲貿易圈。新航路與新大陸發現以後，西方國家的商人為了購買亞洲的商品，攜帶大量白銀，也加入到這些貿易圈中來。因此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圈，正在發生新的變化。(P.269)

「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

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以及美洲新大陸，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這一標誌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並非毫無道理。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們的活動不再局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包括新發現的美洲。人們的視野與活動所及，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因此稱之為一個「無球化」初露端倪的時代，是毫不為過的。(P.273)

美國歷史學家蘇爾茲(William Lytle Schurz)在《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中指出：「中國往往是大帆船貿易貨物的主要來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的人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轉運站，作為大帆船貿易的最重要商品中國絲貨，都以它為集散地而橫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當無拘無束地談論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國的一個省那樣。」(P.277)

弗蘭克《白銀資本》說得最為深刻：「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他進一步發揮道：「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十七世紀的尼德蘭(荷蘭)或十八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是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P.277)

最為引入注目的是中國學者全漢升，他的論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自明季至清中葉西屬美洲的中國絲貨貿易》、《明季中國與菲律寡的貿易》等，從大量第一手資料中提煉出結論：一五七一年至一八二一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共計四億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國。全氏的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布羅代爾說「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最近認為，美洲一五七一至一八二一年間生產的白銀至少有半數被運到中國，一去而不復返」，就是徵引全漢升的觀點。(P.278)

給人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在歐洲工業革命發生以前，中國江南的經濟水平是領先於歐洲的，至少並不比歐洲落後。(P.279)

《利瑪竇中國劄記》寫道：「中國人認為天是圓、地是平而方的，他們深信他們的國家就在它的中央。他們不喜歡我們把中國推至東方一角的地理概念。」為了迎合中國是世界中央(中央之國)的觀念，他把子午線從世界地圖中央向西移動一七零度，使中國正好出現在《坤輿萬國全圖》的中央。目前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仍然保持中國在世界中央。目前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仍然保持中國在世界中央這種獨特的樣子，就是當年利瑪竇發明的權宜之計，想不到沿用了幾百年而不医，與其他國家的世界地圖截然不同。(P.282)

西方已經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急於打開中國的大門，而中國實施嚴厲的閉關政策，兩者之間必然要發生激烈的衝突，以何種方式打開中國大門，只是一個時間問題。(P.322)

卡爾•馬克思在英國報紙上發表的時評中說：閉關自守的中國，就像一具木乃伊，一直密閉在棺材中，不與外界接觸，一旦與新鮮空氣接觸，就立即腐爛。(P.322)

洪亮吉的人口論

面對土地上的出產已經難以滿足愈來愈多人口的需要，著名學者洪亮吉提出了他的人口論。他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耕地增長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第二，必須用「天地調劑之法」與「君相調劑之法」，來解決過剩人口，所謂「天地調劑之法」是依賴水旱瘟疫等自然災害來淘汰人口，所謂「君相調劑之法」是依賴政府的調節與救濟，如移民、開荒等措施，來養活人口；第三，聽任人口激增會引起庄會動亂。(P.324)

洪亮吉的人口論，與比他晚五年發表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有許多相同之處。一七八九年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R.Malthus)，發表的《人口論》認為，人口增長快於生活資料的增長，如果不遇到阻礙，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生產條件下，也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所以人口增長速度超過了生活資料增長速度。因此必須降低人口增長速度，使之與生活資料增長速度相適應，它的決定性因素就是貧困、饑饉、瘟疫、繁重勞動和戰采。他主張採取各種措施限制人口繁殖。兩相心較的話，洪亮吉的人口論雖然不及馬爾薩斯那麼系統、嚴密，但已經感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無論如何是難能可貴的。(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