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漢武帝，不是依據某一部史書，或某一位史學家的單一記載來討論漢武帝和他的時代，而是把《史記》《漢書》《資治通鑒》這三部史書進行比較，三位史學家，每位史學家筆下都有一張漢武帝的面孔，三張面孔各不相同。司馬遷，他的優勢在哪里？因為有著和漢武帝直接接觸的經驗，使得司馬遷看到的漢武帝，有血有肉。班固生活在漢武帝之後一百多年，雖然不算近，但也不太遠，正好在漢武帝影響力的“射程”範圍內。司馬光描寫漢武帝，是希望漢武帝時代的經驗和教訓，能對以後的統治者起到幫助作用。
漢武帝的內政成績
漢武帝既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皇帝，又是一個備受爭議的皇帝。但無論是功是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漢武帝對整個中國的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可以用十六個字概括他的一生：“內強皇權，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轍”。
先看“內強皇權”，一是漢武帝用各種手段削弱其他勢力的權力，以達到加強皇權的目的，其中包括打擊諸侯王勢力、遏制公卿貴族豢養門客、瓦解民間遊俠集團、任用出身貧寒而且比較聽話的人來做丞相。
在這個過程中，漢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擊諸侯王勢力上，比如漢武帝通過製造冤案的方法，鏟除了當時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諸侯王淮南王劉安。政治鬥爭，難免越出道德藩籬。拋開道德尺度，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這些步驟，漢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來中央集權的建設，鞏固了統一帝國，打擊諸侯王是為了消除分裂隱患。這是從肯定角度講。從批判角度看，漢武帝從各個角度加強皇權，代表社會力量的遊俠被打擊殆盡了，丞相又是皇帝的跟屁蟲，皇權非常強大，那麼皇權出錯了怎麼辦？到哪里去尋找制約皇權的力量？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拷問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
和這些直接加強皇權相配套的，還有漢武帝的統治策略。司馬遷觀察到一個現象，他說當時官吏們，都是靠法治手段幫助漢武帝鞏固統治，但表面上卻以儒術作為裝飾。這就是司馬遷說的“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史記·公孫弘傳》）儒術成為掩飾嚴刑峻法的工具。司馬遷揭示出漢武帝統治策略的兩面，一方面利用嚴酷的法治進行實際統治，所以出現了大量酷吏。但另一方面，漢武帝又利用儒家的經學、文章來紋飾自己的統治，給嚴酷的統治披上溫文爾雅的外衣。所以，漢武帝又提拔過一批儒學出身的官員。但在司馬遷看來，這種情況下被推到前臺的儒學，是偽儒學，是一種統治工具。
司馬遷的這個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對漢武帝時期統治形態的觀察，入木三分。但我們今天從整個歷史演變的大勢來重新評估這件事，可以發現漢武帝這種“兩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時代語境，也有它深遠的歷史意義。從法治的角度來看，利用嚴刑峻法來管理整個社會，其實延續了秦始皇時期的統治特徵。社會歷史的發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比改朝換代要慢得多。大家起來一造反，秦朝滅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會制度、基本的社會狀況，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思維習慣和日常生活中，不會那麼快就徹底改變。所以漢武帝任用酷吏，施行嚴刑峻法這個特點，其實是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延續性。
而起用儒家學者這一點，恰恰相反，代表了歷史的變革性。這是秦始皇時期沒有的、漢朝建立以後逐步發展出來的一個歷史新特點。歷史總是這樣，它不會一下子天翻地覆，全部變成新的、大家都陌生的東西。真要那樣，老百姓也受不了、趕不上趟！我們的生活，總是有一部分延續著傳統，而另一部分則有新的內容慢慢地出現，逐漸地成熟。
漢武帝時期大張旗鼓地表彰儒學，其中湧現出來的很多人物都不入司馬遷的法眼。比如公孫弘，靠著迎合、投機取巧做到丞相，司馬遷很看不起這個人，認為這是個典型的偽學者。但我們還要看到另一面，漢武帝把這個口子一打開，儒家的機會就來了。當時春風得意的雖然是一些打著儒家旗號的投機分子，但真正的儒學，也借著這個機會得到了發展。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到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家的很多觀念，已經成為政治決策和士人生活的基本信條。班固就是深受儒家學說薰陶的學者，所以他才會在《漢書》中為漢武帝表彰儒學的行為大唱贊歌。班固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本紀》）意思是說漢武帝即位不久，就採取了罷斥諸子百家、獨尊儒術這麼英明的決策。
司馬遷對當時的這些現象觀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歷史的後續發展。班固恰恰是受這些後續發展的影響，重新來評估漢武帝的這些措施。好比司馬遷看不見自己背後的東西，班固站在司馬遷身後，司馬遷看不見的東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現在司馬遷眼皮底下的那些東西，站在後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馬遷看得真切。所以，這還是一個角度問題。
另外談到漢武帝的法治，還有這麼個故事。漢武帝有個妹妹叫隆慮公主，晚來得子，非常嬌寵。後來隆慮公主病重，放心不下這個兒子。她也知道漢武帝用法嚴，生怕自己死後，這個寶貝兒子犯點什麼事，被治了。所以就在臨死前，捐給漢武帝一大筆錢，黃金千斤、錢幣千萬，算是預先替兒子贖罪，以後兒子萬一要犯點什麼事，希望漢武帝看在自己的份上，網開一面。後來這個兒子果然嬌縱不法，一次酒醉之後殺人了。按法律得償命。很多官員都來求情，說看在隆慮公主的份上，從輕發落吧。漢武帝非常悲痛地說，我妹妹就這麼一個兒子，臨終前千叮嚀萬囑咐，要我照顧。但現在他犯了這麼重的罪，我如果徇情枉法，敗壞法治，以後有何面目去見列祖列宗？最後漢武帝揮淚說，還是要依法辦理。所以，隆慮公主的兒子，並沒有因為是漢武帝的親外甥而逍遙法外。
這個故事不見于《史記》，《漢書》和《資治通鑒》都記載了。尤其是《資治通鑒》，把它放在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漢武帝這段歷史的最後部分。《資治通鑒》有個特點，當它介紹完一位重要歷史人物的時候，經常會在最後挑選一些代表性的事例，作為最終評價這個人物的憑據。司馬光雖然也批評過漢武帝任用酷吏，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但在講完漢武帝這一生之後，他卻特意挑了這個事例來總結漢武帝的人物特點，說明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執法如山這一點，還是值得學習的。既然有了法，那麼大家都要遵守，法比人大，沒有人可以例外。
關於漢武帝內政建設上的成績，除了前面這些內容之外，其實“晚年改轍”這個板塊，也可以算在裏面。只不過這段歷史比較特殊，可以獨立成為一個話題。漢武帝晚年，和太子劉據之間存在兩個問題。首先，由於父子倆性格差異很大，導致他們在政見上存在嚴重分歧。漢武帝雄武拓張，積極有為，太子敦厚安靜，主張文治。他們都各有支持者，因此朝廷上隱隱劃分成政見不一的兩大陣營。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父子倆長期缺乏正面交流，有很深的隔閡。宮廷鬥爭，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早有人覬覦劉據的太子之位，他和漢武帝的這種隔閡，就被人利用了。劉據最終在巫蠱案中被人栽贓嫁禍，兵敗身死。這件事對漢武帝觸動很大，他沒料到事情會變成這樣。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痛定思痛，不僅認識到太子是被陷害的，還認識到，以前太子主張的政策路線有很大的合理性。他自己所主張的四面拓張、積極有為路線，由於國力匱乏、社會矛盾激烈，這時候已經很難再持續了。所以漢武帝不僅替劉據平反，還下了罪己詔，改革國策，從積極拓張轉向休養生息。
這是漢武帝“晚年改轍”的大概內容。我們能把這些思路理清楚，主要是依靠《資治通鑒》的記載。司馬光對漢武帝晚年政局的觀察和把握，應該說是非常准確、也是非常深刻的。班固把巫蠱之禍，歸罪于那些曾經和太子結怨的小人物，看問題太表面了。司馬遷呢，又一次身在局中。我們通過分析，認為司馬遷很可能是劉據的支持者，所以《史記》對這件事的記載非常隱晦，基本沒有正面描寫。很多人認為，時間上離歷史事件越近的史學家，記載的內容越可靠。看來並不一定，漢武帝晚年的政局，恰恰是離這段歷史最遠的司馬光把握得最全面、最准確。
漢武帝對中國版圖的貢獻
關於“外服四夷”，司馬遷說漢武帝西伐大宛的時候，正好碰上“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記·大宛列傳》）從東到西，到處都是蝗災、蟲災，但老百姓還要負擔沉重的戰爭壓力。司馬遷用很生動的筆觸描寫了這麼一個事實，讀來令人心酸，當時的老百姓苦啊！作為目擊者，司馬遷對漢武帝的積極開拓，持批判態度，因為他目睹了當時百姓的慘況。從這一點來看，應該說司馬遷是一位有良知、敢於記錄事實的史學家。但司馬遷的問題仍舊是看不到漢武帝這些行動對以後歷史的影響。站在我們今天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應該有更高的認識：正是因為當時人們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才使得漢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漢武帝把漢朝的觸角伸到了東南西北各個方向，西到天山南麓，東到朝鮮半島，南到海南島，北到今天的蒙古。正是漢武帝的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們今天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版圖。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武帝對中國歷史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一批名將。最著名的像衛青、霍去病、李廣，三部史書都有詳細介紹。司馬遷受李廣的孫子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牽連，被漢武帝處以宮刑。我們看到，在《史記》裏司馬遷對李廣和李陵這對祖孫充滿了感情，而對衛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麼認可，認為他們是仗著漢武帝的寵信，才爬到那麼高的位置。
但司馬光經過分析之後，得出不同的結論，認為衛青的成功和李廣的失敗都是有原因的。衛青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善於領導，也善於吸取別人的意見，是個帥才。而李廣有很明顯的個人英雄主義作風。作為漢武帝來說，能夠大膽起用衛青、霍去病這些年輕將領，事實證明非常成功，體現出漢武帝有知人善任的優點。所以，司馬光在最後評價漢武帝的時候，專門有“善用人”這三個字。結合漢武帝臨終前對身後事的安排，可以印證這一點。劉據死後，漢武帝要立新太子，不挑年齡比較長的幾個，而是立了最小的劉弗陵，並且讓霍光這些人來輔佐劉弗陵。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無論是皇位繼承人還是顧命大臣，漢武帝都沒有挑錯，也證明漢武帝的確有識人之明。
三種視野下的“迷信神仙”
當然，我們還是要承認，三位史學家都有各自的優勢，無法相互取代。我們要更全面地瞭解漢武帝時代，就必須綜合考慮三位史學家的意見。比如司馬遷，他的優勢在哪里？因為有著和漢武帝直接接觸的經驗，使得司馬遷看到的漢武帝，有血有肉。這和後來的歷史學家只能從文字記載的角度來審視漢武帝這個人，有很大不同。所以我們看到，《史記》裏塑造的漢武帝，個性非常鮮明，形象非常生動。我們從“迷信神仙”的角度來看一下。談到漢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記》裏有一篇《封禪書》，把漢武帝迷信鬼神、癡迷于成仙的行為、心態描寫得非常細膩、生動。漢武帝一心想成仙，不停地上當受騙。每次上完當，都下決心：下次不能再上當了！可是每次有新的方士來引誘他，他都忍不住，還是繼續給這些方士很多錢，讓他們幫忙求神仙。這是為什麼？司馬遷通過近距離觀察，只用了四個字就把漢武帝的心態揭露得淋漓盡致：“冀遇其真”！懷著一種僥幸心理，希望總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同樣是這件事，在班固筆下意義就大不一樣。班固說你不能光看到漢武帝求仙時的荒唐可笑，也應該看到，漢武帝的這些行為，是在加強和上天的溝通，以確保漢朝的長治久安。我們不能說班固是在歪曲事實，替漢武帝辯護。班固生活在漢武帝之後一百多年，雖然不算近，但也不太遠，正好在漢武帝影響力的“射程”範圍內。在當時的思想環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應”學說。這種學說認為，為了保證人世間的和諧秩序，加強和上天的溝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場笑話他們迷信，而應該看到，是當時的環境造就了這樣的思想。
還是漢武帝求仙這件事，到了司馬光這兒，又有不一樣的處理。《資治通鑒》描寫漢武帝，是希望漢武帝時代的經驗和教訓，能對以後的統治者起到幫助作用。所以司馬光談到漢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時候，專門講漢武帝對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後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罷免。而且漢武帝還有這麼一句台詞：“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漢武帝說自己以前很愚蠢，被那些方士騙，世界上哪有什麼仙人，都是胡說八道。這段內容，在《史記》《漢書》裏找不到。漢武帝是不是真的講過這些話，無從查證。但司馬光加這段內容的意圖很明顯，是要告誡後世的皇帝，千萬別學漢武帝，為了求仙而勞民傷財。神仙沒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氣沖天，那是不值得的。
通過這樣比較之後，我們可以各用一個詞，概括出三位史學家的不同。司馬遷是在記錄歷史。他把自己親眼看到、親身經曆的事都記下來了，裏面夾雜著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點是鮮活生動。而班固是在解釋歷史。班固整理漢武帝時代的歷史，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要確立西漢王朝的偉大性。因為東漢是繼承西漢而來的，只有證明瞭西漢的偉大，才能證明，東漢繼承西漢是合理的。所以，漢武帝的很多行為，班固都要給他一個合理解釋。這樣一來，班固筆下的漢武帝這個人，不像《史記》裏的那麼生動，但對于漢武帝這個時代種種現象的解釋，班固講得更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第三位史學家司馬光，他是在分析歷史。司馬光筆下的漢武帝，和秦始皇一樣犯了很多錯誤，窮兵黷武、為求仙而勞民傷財，但為什麼秦朝滅亡了而漢朝沒有呢？司馬光說，那是因為漢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且做出了自我糾正。通過這樣的分析，司馬光告訴後世統治者，漢武帝這個時代，什麼樣的教訓要汲取，什麼樣的經驗要借鑒，要學習和借鑒這些經驗、教訓，提高管理國家的水平。所以，司馬光談歷史，並不注重那些流於表面的現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歷史上成敗興衰的原因。
為什麼是“三張面孔”
我們講漢武帝，不是依據某一部史書，或某一位史學家的單一記載來討論漢武帝和他的時代，而是把《史記》《漢書》《資治通鑒》這三部史書進行比較，通過比較，我們發現這三部史書裏記載的漢武帝有很大的不同。
三位史學家，每位史學家筆下都有一張漢武帝的面孔，三張面孔各不相同。為什麼會這樣？是史學家在撒謊？事實上並不是因為哪位史學家想欺騙讀者，而是因為這些史學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來觀察漢武帝，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司馬遷的生活年代，基本上和漢武帝統治時期重合，親眼目睹了當時絕大部分重大事件。第二位史學家班固，生活在漢武帝之後120年左右，當時西漢已經滅亡了，而打著“恢復漢室”旗號的東漢卻剛剛興起。第三位史學家司馬光的生活年代，已經是漢武帝之後一千多年的宋代了。由於這三位史學家和漢武帝之間的距離呈現這麼大的差異，他們對漢武帝關注的角度和程度，也會呈現很大差異。
從不同角度看漢武帝，就像我們看風景，遠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漢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馬遷是“身在此山中”，他看到的都是山裏最真實、最細膩的內容，但他卻跳不出這座大山。班固呢，因為他生活在東漢初期，正是要接過西漢的旗幟、繼續努力的時候，這個時候來看西漢時期最重要的帝王之一漢武帝，就好比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視這座大山，這種視角下看出來的那座山，會顯得特別雄偉。而司馬光已經遠離漢武帝時代，他所生活的宋代，有自己的時代使命，這種使命和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沒什麼直接聯系，所以司馬光好比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漢武帝這座山。有句話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詩經·小雅·鶴鳴》）我們可以把它解釋為，借助別人的經驗教訓，可以幫助自己成長。這句話用來形容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目的，非常合適。
而我們今天，站在21世紀的歷史平臺上，重新來回顧、評論漢武帝這段歷史，當然又有我們自己的立場和觀念。歷史就這些內容，一個漢武帝為什麼要不停地、反復地被解釋？正是因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觀念和使命，所以，每個時代都會對以往的歷史重新做出解釋。這是歷史認知最基本的特點之一。所以，像“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樣的觀點，是非常淺薄的，這個觀點，沒有考慮到不同角度觀察歷史的合理性。打個比方，你今天和家裏人吵架了，很生氣，越想越氣，覺得對方怎麼這麼不講理。這是你吵架當天的感受。過了三四天，你再想想，算了吧，自己家裏人，嘔這麼大氣幹嘛，找個台階和解了吧。這是你事後尋找處理方法時候的想法。再過三四年，又想起這件事，你可能會啞然失笑，覺得自己好無聊啊，怎麼會為這麼一件小事和家人大吵大鬧。再過三四十年，可能和你吵架的人已經不在了，這個時候你再回想起這一幕，或許會非常心酸，當時吵得面紅耳赤的場景，在這個時候的你看來，或許也是十分溫馨的，你多麼希望對方能再一次站在你面前，和你大吵一次，可惜已經不可能了。所以大家看，我們對於自己經曆過的事情，尚且會在不同時期、不同心境下，引出不同的回憶心態。你能說你在某個階段的感受是不真實的嗎？你能說記憶就是一個任你打扮的小姑娘嗎？當然不是。這麼說來，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描繪出不同的歷史圖景，不是很正常的事嗎？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opinion.dwnews.com/big5/news/2012-07-27/58792031-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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