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內容撮要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內容撮要

 

第一講:如何研究通史

 

      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研究歷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們以往的傳統,與其他民族有變有異,有自己的特殊性。沒有等殊性,就不成為歷史。如果世上一切國家民族,都沒有其相互間的個別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類史或世界史便概括盡了。更不須,也不能,再有各國國別史之分。

 

      其次,歷史必然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成為歷史。我們讀小說,常見說:「有事話長,無事話短。」所謂有事即是有變。無變就不見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過日子,沒有甚麼變動,此等日常人生便寫不進歷史。歷史之必具變異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我們們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變異性加在一起,就成為歷史之傳統性。

 

從歷史的變中求未來之方向(治史之目的)

 

      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那裏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那裏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動向。……我們學歷史,正要根據等長期歷大之大趨勢與大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三才

 

一. 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一件事解部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一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二. 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一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歷史過程也並非一時期一時期的,真可分開割斷的。其實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

 

三. 史德:有了史才和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一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研究歷史的方法:

 

一.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

二.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

三. 第三種研究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

 

建議方法:

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別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史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第二講:如何研究政治史

 

我們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注意兩點:

 

一. 研究制度,不該專從制度本身看,而該會通著與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這有兩點原因,一因制度必針對當時實際政治而設立而運用。單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貫通之於當時之史事,便看不出該項制度在當時之實際影響。一因每一制度自其開始到其終了,在其過程中也不斷有變動,有修改。歷史上記載制度,往往只舉此一制度之標準的一段落來作主,其實每一制度永遠在變動中,不配合當時的史事,便易於將每一制度之變動性忽略了,而誤認為每一制度常是凝滯僵化,一成不變地存在。

二. 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當佑中國歷代所製定所實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後都隱伏著一套思想理論之存在。中國自秦以下歷代偉大學人,多半是親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現為一個實踐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與理論,多已見諸其當時的實際行動實際措施中,自不必把他們的理論來另自寫作一書。因此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乃似沒有專門性的有關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沒有專門的政論家。但我們的一部政治度史,卻是極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體材料,此事值得我們注意。

 

第三講:如何研究社會史

 

細分中國歷史上的社會,可以有以下各個時期:

 

一. 游士時期:此為春秋末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新興之一轉型期。先秦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莊子、荀子、老子,乃至戰國策士如樂毅、魯仲連以及公孫衍、張儀等,他們各懷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憑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遊各國。朝秦暮楚,所謂「孔庶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不遑寧處,以期行道得志於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爭鳴。上面結束了春秋時期的封建貴族社會,下面開起秦漢以下之士族新社會。我們可姑名此時期為「游士社會」。

 

二. 郎吏時期:此一段時期指兩漢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愜。因稱郎吏社會,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漢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擬改稱為「察舉社會」。此一時期之士人,都須經過察舉才得從政,亦或可稱為「太學生社會」。因當時的察舉,多須先經太學生階段。總之,此一時期,上面的政府已變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參加政府之路徑,首先是為郎為吏。士人得為郎吏之資格,則因經地方察舉獲入太學。故我擬為此一時期之社會定此名稱。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於是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身分亦逐次提高增漲,於是在此時期之後半段,漸有士族興起。我們亦可稱之為「士族興起的時期」,或徑稱「士族社會」。我們亦可說,封建貴族崩潰在春秋之末,而士族興起則在東漢之初。而自戰國至西漢,痊為此兩個社會之轉型期。

 

三. 九品中正時期: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此時期也可稱為「門第社會」。及承接兩漢士族興起,而達於士族全盛之時期,亦可稱為「士族確立時期」。但我們不能即認士族或門第為封建,則因其為溝通政府與社會之一橋樑而特佔地位,卻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貴族仍不相同。

 

四. 科舉時期:唐代科舉制度產生,而門第社會逐次崩潰,又為社會一轉型期。下及宋代,晉以來相傳大門第,幾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為近代中國的社會,即「白衣舉子」之社會。此種移轉,本極重要,但因其只是漸變,非突變,故不易為人覺察。近人梁任公曾說:「中國歷史上沒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語亦對。若要在中國歷史上尋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國社會只在融洽的氣氛下逐步向前推移,並不能在倉卒間用暴力推翻這個,再在霎時間陡然來興起那個。如先秦時期的封建貴族崩潰,唐代之士族門第崩潰,皆是社會內部之大變。但此等變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關革命,故使人不覺。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門第過渡時期」。

 

五. 進士時期:科舉進士,唐代已有。但絕大多數由白衣上進,則自宋代始。我們雖可一並稱啾自唐以下之中國社會為「科舉社會」,但劃分宋以下特稱之為「白衣舉子之社會」,即「進士社會」,則更為貼切。我們亦可稱唐代社會為「前期科舉社會」,宋以後為「後期科舉社會」。當然到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又已略有差別,略有變化,但我們卻可不必再為細分了。

 

第四講:如何何究經濟史

 

      我們要研究中國政治史,或社會史,或經濟史,只當在文化傳統之一體性中來作研究,不可各別分割。我們當從政治史、社會史來研究濟史,亦當從政治思想、社會思想來研究經濟思想,又當從政制度、社會制度來研究濟制度。

 

      現在論到中國經濟中幾項特有情況,有很多問題乃在西洋史中所未見或少見者,而亦遂為今日國人所忽略了。就中國人傳統觀念言,一個時代,若其物質上之積聚多而消散少,此時代即富而安,否則反是。在上如帝王之驕奢淫佚,而浸淫及於士大夫生活。又如政府之冗吏,過量開支。對外則有防邊與開邊,或窮兵黷武。凡此種種,皆足以招致國庫空竭,人民貧乏。如漢武帝遠征匈奴,以為可以一勞永逸。但到末年,終不免有輪台之詔,自悔當年之措施。唐中葉以後,亦可說是因於有一種接近帝國主義之向外擴張,而招來國內之不安,乃致生出五代之黑暗時期。又因中國國防線太長,如宋代,如明代,皆因防邊而動用活大之財力,耗散活大之人力,亦為造成當時國勢衰弱之一因。又如河患與漕運兩問題,此亦為中國歷史所特有。黃河屢有泛濫潰決之患,歷代專設機關特命大員設法防治,耗費甚巨,常因此而激起社會的經濟危機。漕運乃指水道運輸糧食言,或運致京師,或供應邊防,或沿途分儲食倉,皆稱漕運。此亦為中國歷史上一大消費,皆因中國所特有之地理背景而引起。此黃河與漕運之兩大問題,在中國史書中,歷代均有詳細敘述。此兩事,每使歷代政府歲糜鉅帑,耗費國家財力,不可計算。欲研究中國經濟史,此等特殊問題亦不可不一加注意。

 

第五講:如何研究學術史

 

      中國學術分兩綱,一為心性修養之學,另一則為治平實踐之學,亦即可謂是史學。我們如欲瞭解,如董仲舒、魏徵等在政治上之貢獻,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學術上之貢獻,無論如何,均須通史學。同時又須通心學。此「心學」一名詞,乃係我個人所新創,與宋、明儒所謂心學,廣狹用意略有不同。當我們研究董仲舒、魏徵、朱熹、王守仁諸人時,不可撇開其事功實踐與人格修養,而單從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國人認為著書立說或建功立業,無論在社會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現,同時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養,與其所表現之背後一種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種心性修養與人格德性,究已達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

 

一般人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誤解:

 

      第一點,近代一般人常說,自漢武帝表彰六,經罷黜百家,從學術定於一尊。此說若經細論,殊屬非是。東漢以後,莊、老道家思想復盛。又自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學傳入,蔚成為中國學術傳統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說中國學術自漢以後即定於一尊呢?

 

      第二點,常有人以為,中國歷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為其對人民專制統治的工具。此說更屬荒謬。我上面說過,中國歷史是盼由學術來領導政治,再由治來領導社會,而學術則由社會興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當時朝廷所崇是今文學派,但此後民間所尊卻是古文學派。魏、晉、南北朝時,政府亦還是崇尚儒學,然莊、老與佛學成為社會大風尚。唐代時,朝廷優遇沙門,佛教極暢行,但韓愈提出闢佛之呼聲。政府以詩賦考士,而韓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規定以王安石三經新義取士,司馬溫公首先反對。他的意見,謂不譹該以王安石一家言來作取士標準。又如民間學者如二程,其所提倡,顯與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為偽學。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為偽學。他的《四書集注》,作為後來明、清兩代考試取士標準。但如明學派,即在此處反對朱子的。清代考據學派,專一反對朱子。此中固亦未嘗無門戶之見,但在中國學術史上,往往在朝在野雙方意見相反,常是在野的學術得勢,轉為此下政府採用,而又遭繼起的在野新學派所反對。此在中國學術史上,是項極該注意的大趨勢。不明白此一趨勢,便無法明白中國學術之真精神真貢獻所在。

 

第六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

 

      我們可以把中國歷史人物刀作幾類來加以訹說:

 

第一類: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我們固可以說,所謂歷史人物,則必需該在歷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歷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歷史上有表現,更何從見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歷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唯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綪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台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其身跑不上歷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歷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敗者只能在歷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歷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歷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第三類:要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

 

第七講:如何研究歷史地理

 

      中國之偉大,正在其五千年來之歷史進展,不僅是地區推擴,同時是歷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隨而推擴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偉大,乃在不斷擴之下,而仍呆留著各地區的分別性。長江流不同於黃河流域,甚至廣東不同於廣西,福建又不同於廣東。中國民族乃是在眾多複雜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歷史大傳統。上天生人,本是同的,但人的歷史卻為地理區域所劃分了。只有中國,能由分別性匯歸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著分別性。天、地、人三位一體,能在文化歷史上表現出此項奇蹟來的,則只有中國了。

 

      中國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歷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來作說明。中國歷史上每經一次大亂,必有有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遷徙到新的區域去。一個文化在某一地區的一個社會上一長久,便會因種種關係而呆滯停下來,不再能前進。但正如植物一樣,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會重生新枝,再見發榮。一粒種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養料,便會產生新的生命。

 

      西漢末年,長安已殘破。東漢末,洛陽又成一荒墟。五胡之亂,一部分中國人遷往遼東,一部分遷往西涼。待到北朝與起,此兩支人再匯合起來,茁長了新生命。其大部分遷往長江以南的,則成立東晉與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經匯合,即有唐代新盛運興起。此種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來。譬如佛教傳來中國,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識字的慧能,即創立了禪宗,成為佛教後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國文化永遠在大地面上,因於不斷的播遷,反而生發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線深入作研究,亦可闡述出中國文化所以能綿亙四五千而長見其不衰不老之一個理由來。

 

      故就中國以往歷史事實言,中國的文化新生,與其一番新力量,大體均係在新地面新疆土上產生。故我謂中國文化之發展,乃係隨於新地域之轉進而擴大。

 

      而中國歷史上之地理推擴,則亦同樣只是一種向心凝結。帝國主義之向外伸張,外面殖民地可以叛離而去。中國文化之地理推擴,則在其文化內部,自有一向心凝結之潛力存在。

 

第八講:如何研究文化史

 

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文化史時宜注意以下事項:

 

其一:討論文化史要注意辨異同。

其二:討論文化須從大處眼,不可單看其細小處。

其三:討論文化要自其匯通處看,不當專自其分別處。

其四: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其五:討論文化應自其優點與長處看,不當只從其劣點與短處看。

 

      上述關於如何研究文化問題,我特就我們中國此六十年來學術界風氣,提出下列諸點:

 

一. 應根據歷史真情。

二. 求其異,不重在指其同。

三. 自大處看,不專從小處看。

四. 從匯通處看,不專從各別處看。

五. 看得遠,不可守從一橫切面看眼前。

六. 不可專尋短處,應多從長處著眼。

 

在文化傳統治大體系中,從外面加進些微影響,亦可使整個文化體系改頭換面。當佑別人長處與自己長處驟然間未必便能配合上。所怕是引進別人長處,先把自己長處損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則別人長處亦將不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須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須定有步驟。此六十年來的中國知識界,既對西方文化並未加以審慎別擇,而對自己固有傳統更不能深細剖析其剁病得失之所在,隨便引進一些,卻轉對自己損害一些。於是意態愈激,遂有提出所謂全盤西化之說。但所謂西化,究向西方那一國那一民族的文化模型來化呢?這其間也得有別擇,仍須有步驟,否則如何全盤地化法?「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終是件危險事。

 

究竟統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將在何時出現?此問題誰也不能答。或者我們可以說,這一種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醞釀開始了。但何時能成熟確立,此尚有待。在我認為,世界文化之創興,首在現有各地區各體系之各別文化,能相互承認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類歷史上多采多姿各別創造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後能異中求同,同中見異,又能集異建同,採納現世界各民族相異文化優點,來會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該是一條正路。若定要標舉芋一文化體系,奉為同圭皋,硬說唯此是最優秀者,而強人必從。竊恐此路難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種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們能發揚自己文化傳統,正可對將來世界文化貢獻。我能堂堂地做一個中國人,才有資格參加做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何來有世界人?毀滅了各民族文化傳統,又何來有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