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的締造者》

孔誥烽:《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的締造者》。《明報》。2000年2月14日

 

      中國史學大師黃仁宇於上月八日心臟病發,猝紐約,享年八十有二。其著作《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近年在內地及台灣紛紛被譯成中文。香港讀者對黃氏應該不會陌生。

 

      黃氏年青時加入國軍參與抗戰,他在一九五零年退役後即走美深造,在六四年獲密芝根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其後於美國定居及任教。他的博士論文以明代賦稅及財政制度為題,於七四年改寫成專著出版,旋即成為研究明代財政史不可不讀之作。他後來所著的《萬曆十五年》,則從一個橫切面考察晚明皇廷內部帝皇、官僚與宦官之間的矛盾與互動,帶引我們了解中國政治的特有體質。

 

      上述兩部著作,奠定了黃氏在明史研究上的地位。但他在細緻研究明史之餘,並未因樹木而失卻森林。他在史學方法上反對傳統史家只注重人物與事件的取向,提倡「大歷史」(Macro-History)觀。他認為中國歷史中的一切人物與事件,皆運動於一個長時期不變的特有結構,而這個結構則決定於中國的地理氣候條牛。神州大地旱災與水災的頻繁,以及西北遊牧民族的周期性侵擾,令中國朝向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發展。

 

     中央集權體制的鞏固,有賴社會的均勻舉平衡。因此中國歷代皇朝均努力以儒家道德教化人民,確保社會不會偏離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的簡單結構。鴉片戰爭後的歷史則是中國人民擺脫這個歷史大結構而奮鬥的歷史。

 

      「大歷史」的另一重意義,則是將中國史放置在世界史的範圍觀察,用一個比較史的角度,分析中國與西方歷史結構的異同。在這一意義上明史研究便顯得格外重要。明代歷史始於一三六八年,迄於一六四四年。

 

      在這近三百年時間裏,西方發生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及荷蘭作為首個資本主義國的興起等事件。這標誌著西方王朝多元化及理性化的發展,與明代財政制度的度的僵化及政治哲學的道德主義,形成強烈對比。明史研究,可謂理解中國「大歷史」的關鍵。

 

      當然我們在肯定黃氏的貢獻之餘,亦須留意他因其所處時代而必不可免的局限。黃氏的「大歷史」觀,及他強調氣候、地理等因素,對一個地歷史發展的制約作用之觀點,明顯取自法國史學巨匠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longue duree)史觀,(黃氏在近作《擴闊中國視野》中,即承認了布氏對他的影響)。但布氏引領我們考察的「長時段結構」,並非停滯不前的結構,而是指在長時期有效的作用力之下發展的結構。他在其代表作《地中海及菲臘二世下的地中海世界》中,便分析了地中海特定的地理、氣候條件,怎樣在十六世紀造就了該區的地域經濟、該地域經濟的層結構與發展動力,以及這個結構怎樣在發展至極限後瓦解。

 

      相反,黃氏所發現的中國「歷史結構」,則似乎是長久不變的鐵板一塊。這種認為中國歷史在接觸西方前長期停滯的觀點,其實與五、六年代西方漢學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簡化認知,相輔相成。黃氏眼中以小農為基本單位的均勻社會及中央集權體制,以及這種體制與中國地理、氣侯條件的聯繫,與五、六十年代流行一時、由Wittfogel提出的「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及「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有極多相似之處。

 

      黃氏強調西方社會的理性、進步與中國社會道德至上和長期停滯的對比,則明顯受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有關西方理性主義與中國儒教道教之比較研究影響。他以鴉片戰爭為界,將中國史分為傳統和現代史,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始於一八四二年,更是哈佛漢學家費正清(J.k Fairbank)「衝擊---回應」論的延續。

 

      上述西方對中國史的理解,的確在五、六十年代風靡一時,黃氏受其影響,乃自然不過的事情;但這些觀點,在近年已被批評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觀對中國歷史的扭曲與約化。八十年代以降,中外史家紛紛擺脫既有框架,基於新發現的史料,提出對中國歷史的嶄新見解。

 

      例如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一九八四年亞洲研究協會題為「中國歷史的結構」之主席演詞中,便提醒我們不應把中國當作一個既有整體去研究。他將中國分為若干經濟區域,並指出,不同區域皆有特定的發展周期。有時地域間的周期變化相互抵消,有時則重疊加強而造成宏觀的歷史變遷。另一些學者,則發現明清中國的海外貿易與美洲白銀的流入,為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清東南沿海商幫組織的理性化、都會文化的勃興及民間社會的萌芽,加上全國性區域分工的出現、士大夫階層中「工商亦為本」思潮的升等,有力地挑戰了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同質均勻的形象。

 

      毫無疑問,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為我們擺脫教科書的沉悶瑣碎,為由無數事件堆砌而成的歷史敘述提供了一盞指路明燈。他提出在世界史範圍內考察中國史的主張,亦能收「擴闊中國史視野」之效。

 

      怎樣利用新近發現的史料,修正和提升黃氏的大歷史框架,並對東西方發展力作出更全面與公正的比較,相信是今後中國史研究者須面對的極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