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名人的心理分析》實在是一本很不錯的歷史科參考書籍，它不僅讓讀者學會透過心理學來分析歷史人物的行事與為人的成因，而當中作者對人物的評論，亦給予讀者不少思考空間，刺激思維。
作者岳曉東認為，晚清時期的李鴻章是「定勢思維導致誤國心結」。在書中，作者指出李鴻章有兩個心誤：第一個心誤是「對洋人講誠」；第二個心誤是「對昏主講忠」。
作者認為，李鴻章在為官後期表現「越活越窩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誤信了曾國藩的一席話」，那就是「對洋人講誠」，即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要以誠信相待。此後，「李鴻章自從唸上了曾國藩的『誠字經』後，便一味強調洋人講誠信，卻不力求洋人對他講誠信，這是他最大的心誤。」
另外，作者又以在一八七六年李鴻章與英人簽訂的《煙台條約》、在一八八六年與法國簽訂的《中法新約》和一八九五年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令「中國盡失顏面」，以這些事例來說明李鴻章的第二個心誤：「對昏主講忠」。因為，李鴻章「竭力迎奉慈禧太后的旨意，雖萬死而不辭」，「只要是慈禧認可的事情，李鴻章就是再被辱罵，再被誤解，也心安理得。」
之後，作者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李鴻章的行為成因，他說：「從心理學角度講，李鴻章的心誤是定勢思維的典型惡果。所謂定勢思維，就是指個人十分明顯的認知、判斷導向。它會使人看問題十分狹隘、偏面，不惜否認或曲解事實來自我辯解。思維定勢還會使人思想僵化，偏聽偏信，甚至是自欺欺人。」在文章的結束部分，作者提出了對李鴻章的一些看法：「如果李鴻章能夠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以『從善如流』來確保『擇善固執』，他就有可能像林則徐，左宗棠、丘逢甲等人那樣敢於向洋人說『不』，在列強環伺的局勢下，為中國避免重大的損失，爭取到最佳的外交解決方案，並由此成為一名真正的愛國者。」
對於作者透過心理分析來對李鴻章的言行重新審視，筆者十分欣賞與佩服，然而作者最後對李鴻章的「如果……」評論，筆者卻有一些想法。
首先，筆者同意作者說李鴻章不應該「對洋人講誠」、「對強盜講良心」，不過，當自己的力量不及得別人的時候，再隨便「對洋人講詐」時，會有甚麼果呢？相信後果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作者舉出三件外交事件，來證明李鴻章「越活越窩囊」，「對昏主講忠」，筆者實在不敢認同。
所謂「弱國無外交」，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連番戰敗給外國，滿清政府的虛實，外國人早已心裡有數。試問，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又可以對洋人使出甚麼計謀呢？況且，在屢戰屢敗的歷史經驗教訓下，中國就算明知是洋人的不對，那又可以怎樣？只求他們不出兵攻打自己，已算萬幸，這樣又有甚麼條件不可以給外國呢？至於中國在中法越南戰爭中戰勝，而仍與法國簽訂和約一事，亦有其「理道」。當年在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英、法兩國來華換約時發生的衝突中，中國是勝利的，但是後果是怎樣？相信大家都知道吧：英法增兵再度來犯，結果聯軍攻入北京，並且火燒圓明園。在殷鑑不遠的記憶下，若你是李鴻章，你敢再打下去嗎？反而，在有利的情況下，退一步主動與法國講和，損失的，未必會太多。（記住：在弱勢的情況下，想沒有損失是沒有可能的！）至於《馬關條約》的簽訂，情況更不用多言。中國當時連戰皆北，清兵由平壤，一直退守至遼東半島、山東，對日本的進犯，清廷根本無招架（當中理由十分複雜，不在這裡細說。）；相反，日本兵強馬壯，盛氣勢凌人。當時的日本，曾以再度開戰來作威脅，迫使中國「接受」所開出的條件，氣燄囂張。當時的列強，就抱著「坐山觀虎鬥」的心態，期待「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時機。試問，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中國有資格「敢於向洋人說『不』」嗎？若不是李鴻章在日本被人暗殺而受傷，日本不想節外生枝，於是盡快達成和議，恐怕中國要損失的，還不止於此呢。
最後，說李鴻章只懂「對昏主講忠」，也似有欠公平。誠然，眾人皆知慈禧太后不是明主，但是，若公然與她為忤，會有甚麼後果？況且，當時誰人才是清廷的最高決策者，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明白。若不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你可以得到權力嗎？在這種利弊鮮明的情況下，忠於慈禧太后這位「昏主」，為她效力，似乎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亦只有這樣，才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盡量做可以做的事情。試問，這樣不是更明智嗎？更因時制宜嗎？
要補充的是，在歷史上，清清楚楚記載了李鴻章並非如作者所言般「竭力迎奉慈禧太后的旨意，雖萬死而不辭」，「只要是慈禧認可的事情，李鴻章就是再被辱罵，再被誤解，也心安理得」的。在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事件中，慈禧太后向列國宣戰，當時的李鴻章，便以兩廣總督的身分，一同與其他地方督撫與列強達成協議，保護外國人免受侵犯，史稱「東南互保」。由此可見，在危急存亡的關頭上，李鴻章還是有他的獨立思考和判斷，並非事事「竭力以迎奉慈禧太后的旨意」的，此事就是有力的證明。
筆者曾聽言：「歷史是沒有如果的。」生於後世的人們，對於歷史人物的評論，當然可以從「高高在上」的角度，站在道德的高地，俯視他們的言行，作出「超越時空」的當代評價：「如果他不是這樣，就可以……，如果他不是那樣，就可以……」。其實，這些評價對他們公平嗎？他們囿於時空環境，又受制於種種外在力量，如政治壓力、當代思潮等，此等因素，是我們現代人在評論古人時往往忽略的。因此，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從人物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作多面向的分析，才能對他們的一言一行，有較多的理解與體會。
以上所言，只是作者淺陋的愚見，如有失言或不足之處，還望各位高明指正。
這本書籍得一看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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