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六月，就會有不少出版社推出新書，迎接七月的香港書展，王汎森的《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20年）是其中一本。
嚴格來說，這不是「新書」，只是修訂版；不過，在修訂後所加上的篇章，差不多佔全書內容有一半之多；加上精裝的封面設計，故說是新書，也絕不為過。
最初，這本書吸引筆者購買的主要原因，是裡面有兩篇關於「師公」錢穆先生的文章，包括：〈錢穆與民國學風〉、〈重訪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對於我們對了解錢先生的史學思想和學術風格極有幫助。
在〈錢穆與民國學風〉裡，作者提到民初之時，史學界疑古風氣盛行，對不少古代史的重要課題，也視為後人虛構出來的，甚至有否定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價值。
對於這些說法，錢先生不以為然，並極力加以反對。他說：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現在要改革的是中國，如果中國的一切，真是毫無價值，中國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中國的民族，也沒有創造文化的能力。那麼中國人只好束手待斃，就算完了，還要做甚麼革命呢？（《國學概論》，下篇，P.179-181。）
基於錢先生對中國文化的價值的肯定這個信念，故他畢生致力弘揚中國史學與文化為己任。
就在抗戰的艱苦歲月裡，錢先生憑有限的實體材料，編撰了一套至今仍被視學界視為經典的《國史大綱》。
說起《國史大綱》的寫作背景，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分不開的。作者王汎森說：
在抗戰時期，整個民族面臨著存亡之關鍵，這個時候相當要緊的任務是說服全民族，何以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有價值、有意義，應該為它的生死存亡而奮鬥。過度批判民族歷史文化的學術取向，不能指示國家民族未來正面發展的史學，在現實上要讓位給反對的陣營，而錢穆的《國史大綱》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應運而出。（《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P.222）
讀到這一段的內容，筆者深受感動。
感動的原因是，錢先生在面對逆境時，不但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反而迎難而上，用行動來實踐信念，開創出史學的新路，亦為自己建立了獨具一幟的風格，深受學生歡迎。
有關錢先生上課的情景，作者在文中有以下的記載：
開授之時，修課及旁聽者「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而且有學生連聽六年。更重要的是，錢穆的講授對當時人們所關心的國家前途問題能提出某種解答……（同上書，P.219。）
可惜，在戰後，因為與當時北京大學的主事人的種種分歧，錢先生竟然未有被邀請返回北大任教。
這件事情的發生，對錢先生個人來說，當然是不幸；然而，這也許亦是日後錢先生南來香港開辦新亞書院的契機。
幸與不幸，真的很難說。
或者，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道理吧。
這篇文章，讓筆者對「師公」錢先生的治學風格，以及處事為人，除多了幾分的認識外，亦增添了對錢先生的「溫情與敬意」。
單單這一篇專題，已經令筆者覺得「值回書價」了。
此外，本書其他文章，如：〈甚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近代史家的研究風格與內在緊張〉，以及〈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等，都是相當專業而嚴謹的專題學術論文，尤其值得歷史工作者細心閱讀及思考。
如果，你也想對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有更多的認識的話，就不能錯過這本「新書」——《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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